面對經濟新常態，建筑業改革與發展任重而道遠。本刊秉承“搭建一個分析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平臺”之創刊宗旨，時刻密切關注國家政策導向與行業發展態勢。其中，PPP模式（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在社會各行各業中持續發酵，且因與建筑行業和企業的改革發展、轉型升級休戚相關，理所當然成為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并由此開展了一系列調研和訪談，采訪了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國家開發銀行總行專家庫、中倫律師事務所等專業研究、咨詢機構的專家學者，并調研了中建總公司、中鐵（上海）投資有限公司和江蘇南通三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積極踐行PPP模式的企業。
PPP雖不是新鮮事物，但“躥紅”卻發端于近幾年，這與國家宏觀政治經濟政策導向密切相關。正因如此，PPP因其價值和魅力被賦予了諸多內涵與意義：推動國家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嚴控地方政府性債務、激發市場活力、提高公共供給效率、充分發揮社會資本力量、創新重大項目融資模式等，是一種“能為諸多社會問題解困、兼顧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多功能工具”。但是，正如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教授、清華大學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研究院副院長王守清的剖白：為PPP奔走呼告20余年，面對本輪PPP熱潮及PPP在中國應用的不斷成熟，欣慰之余，卻不禁要給當下的熱潮潑一潑冷水，只因害怕熱度太過之下，PPP容易被誤解與曲解、被盜用與借用，進而造成不可挽回之損失，同時還“毀”了PPP。本刊在組織本輪調研時，同樣深切感受到在談調研開展之初的擬設主題——“當建筑業遇上PPP”這一話題之前，基于當前PPP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對于PPP基本理念的梳理至關重要。PPP各參與方唯在擁有正確理念的基礎上，以正確的動機+正確的方式，為PPP盡其能，PPP也才能真正“物”盡其值。
“社會公眾利益最大化”是推廣PPP模式的根本目的
國家在部署推廣PPP模式時明確表示，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通過推廣PPP模式，激發社會資本活力，提升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后者是其終極目標，但當前部分地方政府觀念尚未轉變，仍然片面看重PPP緩解債務壓力和融資功能。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公共采購研究所所長曹富國表示，PPP當前的發展已經陷入了某種誤區，“主張了資本主義，忽略了人本主義”，偏離了國家推廣PPP模式的根本目的——社會公眾利益最大化。
政府要成為一個精明的采購人
“PPP給政府帶來的轉型，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甚至中國自有政府以來的從未有過的轉型。”曹富國說。正因為PPP為政府帶去的是戰略性轉型，對政府的要求必然更高——“必須成為一個更好的、精明的采購人”。
“政府與私人部門的關系不能靠（私人部門的）自我管理，而是要通過一個強大而有競爭能力的政府實施積極的管理”。“在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政府不需要干預社會組織的具體運作過程，但是，對公共服務供給的合法性、正當性、實施效果等問題應該承擔相關責任”。因此，專家分析，政府要想通過PPP模式購買到物美價廉、符合采購標準的公共產品，至少必須具備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一是要有能力“建立一個具有可競爭性的、可持續的、可投訴、可救濟的統一、開放、透明的市場”。
二是要有能力制定權責相對清晰的契約關系。其中，該契約關系中必須明確政府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詳細要求，即要有明確的產出要求。
三是要有能力對社會資本的整個生產過程實施有效的監管，即實現“全壽命期績效”并保證“回報與績效關聯”。
盈利模式創新—— 實現公共價值與企業價值共贏
PPP模式下，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質量、效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社會資本活力的大小。當前的窘境在于政府和社會資本大多處于博弈關系中，雙方均“過度關注‘投入-回報’之間的關系，甚至在確定投資回報率或目標收益率上表現出對抗關系”。事實上，PPP要形成的是“既符合私人資本經濟利益最大化、又符合公共財政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共贏機制，使PPP模式不能僅僅作為一種融資模式，而是要成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經營機制。其中，盈利模式創新被認為是化解對抗關系、實現共贏的有效途徑之一。基于一些典型項目的分析和研究，專家總結了以下可供借鑒的模式。一是資源補償模式：將基礎設施或公用事業項目周邊一定數量的資源的開發權出讓給PPP項目公司，提高項目公司整體盈利能力。如香港地鐵公司的“軌道交通＋商業地產”組合。
二是盈虧不同的公共產品打包組合開發模式：PPP一般可分為經營性、準經營性和非經營性項目，可將盈虧狀況迥異的項目捆綁實施。如財政部第二批PPP示范項目之一的寧陽縣引汶工程將具有盈利能力的水廠和小型水利發電工程與非經營性的汶口一號壩、東引汶干渠、水庫等基礎設施組合開發。
三是授權經營配套服務或副產品模式：政府授權PPP項目公司提供諸如餐飲、物業、綠化等可以產生預期收益的配套服務或更具經營性的副產品，拓展盈利鏈條、增加收益來源，彌補主項目在財務上的不可行。如開創我國公廁管理典范模式的梅州公廁項目，最大特點就是創新了一種以公廁周邊店鋪、飯店、辦公樓、垃圾中轉站等副產品并以此“養廁”的模式。
四是冠名公共產品模式：通過冠名，提高社會資本知名度，以提升聲譽資本的方式獲取潛在收益。例如NBA球隊休斯敦火箭隊的主場“豐田中心球館”。當然，此類冠名，必須充分考慮當地人文地理特征、公共資源的功能屬性以及與企業品牌文化的匹配度等現實問題并經過充分論證方可實施。
借用王守清在采訪中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每一個PPP項目都有自身與眾不同的特點，模式只可借鑒，卻不能完全復制。筆者列舉模式的目的，也旨在強調盈利模式創新對于促成PPP落地并達成根本目的的重要意義，同時提供一定的解決問題的思路。
另外，要強調的是，盈利模式創新的前提和目的仍是保證社會公眾利益最大化。上述模式創新在不同程度上均含有合同規模走向擴大化的趨勢。對此，曹富國表示，一定要警惕因過于追逐大資本、大規模而棄PPP的人文關懷于不顧，致使隱患無窮這種情況的發生，如因合同邊界不清而糾紛不斷，甚至造成項目斷裂；規模太大不利于民營資本的進入，進而限制統一、開放、透明的競爭性市場的形成，最終也將不利于PPP的良性發展。
（中國建設報）
